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早已是人所共知的现实，但是今年却更加严峻。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社会提供的岗位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甚至还有减少，而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却创历史新高。面对这样的局面，社会各界纷纷出谋划策，其中不乏一些睿智之见。不久前，又有专家提出一种建议，就是让大学生在学校里延长学习时间，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教育由两年制改为3年制，第一年搞军训，或者设立硕士后、学士后、国家出资公费出国等。这样的办法是破解大学生就业难题的良方吗？带着这一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孙国梁。

　　延长学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

　　记者：前不久有专家提出延长大学学制以此来缓解就业难，您赞成这样的建议吗？

　　孙国梁：我个人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认为这跟以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有本质的区别。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曾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延长学制的办法等于把这些应该就业而难以找到工作的学生先留在学校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记者：有人说延长学制的做法从本质上说是 “教育产业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孙国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这依然是教育产业化的思想延续。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建议。他认为，受金融危机影响，居民不愿消费，内需启动非常困难，而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汤敏当时提出，应该通过增加大学学费，配合大规模的助学贷款来扩大大学的招生量。他认为这样做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能够增加从学校到学生的消费；二是可以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三是可以培养大批高等人才。但事实上，这么做的结果是，虽然暂时缓解了当时的就业压力，但是现在社会可以提供的岗位数量却无法消化人数众多的高校毕业生。

　　延长学制的办法是暂时把这些学生的就业问题搁置起来，缓期执行而已，学生们最终还是要毕业出来找工作的。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推衍下去，最后还是会有许多学生积压在一起，那时社会将更难以消化他们。所以，这个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人认为，学生多在校一年就得向学校多交一年的学费，这有利于启动原本虚弱的内需。但是，近几年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教育产业化带来了多种社会问题。大学是否应该扩招，首要应该考虑的不是去拉动经济，而是社会能否吸纳这么多的毕业生。如果就业压力已经很大，处于低端的产业结构不能提供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的话，一味扩招就值得商榷了。

　　学分制度

　　让学生灵活选择就业时机

　　记者：您认为如果延长学制的话，对大学生会有什么影响？

　　孙国梁：其中的影响主要是成本问题。也就是说，大学生多在校这一年，学费由谁来买单？如果是学生本人的话，多在校一年，就要多交一年学费。这样的成本对于广大中西部尤其是贫困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如果是由政府来买单，是否有这样的财力也是未知数。而且，一个大学生本来在校学习的课程和科目是有科学规划的，平白增加一年，学什么呢？所以，这样的做法也没有科学依据。

　　记者：也有的省份比如江苏省出台政策，明确规定允许在校大学生休学创办科技型企业或开展科技中介服务，经所在学校批准，其学习年限可延长3年至4年。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否有利于帮助大学生就业？

　　孙国梁：我认为这样的措施有一定的可行性。我最近看到青岛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青岛科技大学设立了 “大学生创业专项基金”和 “大学生创业课题专项目录”，用于扶持重点创业项目。凡被学校确定为创业团队的，其主要成员的学籍，在学校规定的基础上可再延长一年。学生因为创业而延长学籍，而不是被动地被圈在学校里，这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大学生在上学期间遇到了一个好的创业机会，那么可以鼓励他暂时休学先把这个机会把握住，等创业有了一定起色时，再把课程完成。以目前的就业情况我们不妨在高校推行学分制，对学制不作特别的规定，只要修够学分即可毕业。

　　记者：与一些专家建议延长大学学制的办法正好相反，最近有消息称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的大学正考虑将4年制、学费要5.4万美元的学士课程缩短为3年，好让家庭省回1/4费用，亦能让学生省出一年时间，早一步找工作。您认为这种做法是否可取？

　　孙国梁：这种做法的着眼点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减少家庭的费用，但是也有不妥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育质量可能会因此下降，毕竟把4年的课程压缩到3年里读完，需要缩短课程时间或者减少必修学分才能做到，有急功近利之嫌。其实最好的做法还是实行真正的完全的学分制。这样，大学生可以灵活选择自己的就业时间，就业形势好的时候，不妨先找一份工作，边工作边修学分；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可以先在学校里充电，为日后就业做好准备。不过，目前在我国实行学分制还有一些配套措施需要完善，比如就业必须要有毕业证、派遣证之类的证明，没有的话就不能办理落户等手续，这使得大学生们实际上不能灵活选择就业时机。

　　就业援助

　　要更具有可操作性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高等院校在促进大学生就业方面还需要加强哪些工作？

　　孙国梁：我国政府始终把大学生就业问题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均设立了专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管理机构，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指导文件，对大学生的就业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安排。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促进政策多数停留在宏观的层面上，具体的、操作层面上的措施还需要加强。而西方许多国家则非常重视就业促进政策如何操作、如何落实等。

　　目前我国高校一般设有就业服务办公室，并开设相关的就业指导课程。实际上，这方面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是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仍然有待加强。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基本单位是院系中一个大群体的学生，很少针对某一个学生来开展，并且指导工作的细致程度也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针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保持连续性。这一工作应从大一新生入学时就开始，一般到毕业一年后为止。许多国家的做法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就业指导由高校的就业指导办公室负责，如果毕业时没有落实工作，则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就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