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拥有的科技人才的绝对数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在这种绝对数量增长的背后，却是较低的专利与科技产出量，高级人才的供应仍然严重不足。
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一般都具备鲜明的个性。而我们却强调人才的一般标准而忽略人才的特殊禀赋，以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特殊人才、杰出人才的贫乏
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人才的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整个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入手，真正形成一种有利于人才自由成长、自由竞争的格局
人才问题是当今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视，接受各类教育人员的规模之大，各类人才培养的数量之多，乃至出国留学的人数之众，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为各类人才的大批涌现提供了广阔的成长空间。
然而问题也不容忽视。比如，现在高级人才如教授、博士的数量成十倍百倍增长，到处可见“跨世纪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在国际上拔尖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天中国拥有的科技人才的绝对数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在这种绝对数量增长的背后，却是较低的专利与科技产出量，高级人才的供应仍然严重不足，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远远不能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才”大国相适应。
一些名牌大学，近些年来也纷纷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一流大学归根到底是要由一批大师级的一流人才来体现的。我们一直在呼唤大师，但是老一代的大师渐渐离我们远去，新一代的大师却罕见出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不独在国内的名牌大学，也在其他众多领域，大师级人才的缺乏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的文坛上产生不了新的鲁迅，舞台上看不到新的梅兰芳，在科学、文化、艺术界都很难看到既有崇高威望，又有极大成就，同时还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与此相联系的，也难以产生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发明，思想文化上重大的建树，文学艺术上新的公认的经典作品，乃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人和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一般都具备鲜明的个性。最近看到一些老清华学生描述名教授的文字，在他们笔下，教授们或形象可笑，或举止怪异，然而却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人们对许多杰出的人物，不仅了解他们的成就，也熟悉他们的逸闻趣事，往往越是杰出的人物其经历愈特殊，个性愈鲜明。但是现在对人才的要求却似乎出现了某种标准化的倾向，例如都要求具备某种学历，要求达到什么样的外语水平。如照这些标准，北大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不合乎今天许多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胡适的博士学位也是后来才得到的。而在世界大学中著名的哈佛大学，其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人员的比例甚至低于美国许多社区大学。也许将来中国名牌高校的教师普遍都会有很高的外语水平，但不知其中可否会出现如北大的辜鸿铭、林语堂那样能用非常好的英文写出皇皇大作的教授。九方皋相马不识其毛色，不辨其雌雄，只看其是否具备了千里马的资质。我们今天对人才的要求是否倒有些舍本逐末了，强调人才的一般标准而忽略人才的特殊禀赋，以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特殊人才、杰出人才的贫乏。
人才的成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们对杰出人才的要求固然十分迫切，但是也不可拔苗助长。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建设绝不像盖一幢大厦、架一座大桥那样迅速高效。据一项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显示，大多数获奖者其父亲、祖父一辈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被视作大师级的学者，考察其身世，往往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笔者曾听到北大一位很有名气的教授坦言，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国内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学科领域恐怕都处在这种状况。诺贝尔奖的颁发一般还要有二三十年的滞后期，由此看来国内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前景绝对不容乐观，而即使在不久的将来偶然出现个别获奖者，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科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如果将眼光放到目前在国外留学工作的大量人员中，恐怕真正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杰出人才也十分有限。
必须承认我们在杰出人才的培养、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人才的总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又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整个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入手，真正形成一种有利于人才自由成长、自由竞争的格局，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固有的人才模式、人才标准，破除一切限制人才特别是限制特殊人才的陈规俗套。（谢宁）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