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咨询公司“Community Business”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有1/3左右的上班族考虑跳槽。相对于香港本地和西方国家，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这倒不是中国员工天生爱跳槽，而主要因为企业对员工的加薪幅度赶不上市场对工作经验的渴求度。当欧美企业每年按照本国惯例按部就班地为员工一点点加薪的时候，中国本地市场却愿意用20%-50%的加薪幅度抢夺有经验的员工。这个时候光用忠诚度来苛责中国打工族，似乎有点太片面了。你换个西方人过来试试?几年前，一家法资企业在竞争对手来到中国市场时，给中国员工平均加薪30%以上，当然，这发生在十几位员工相继跳到对手公司后。据说这引起了法国公司总部的整体不满：总部在非议，凭什么这些中国同事加这么多钱?我们已经十年没加薪了。这时候，欧洲同事好像已经忘了，中国的房价已经从30年前的免费住公房，涨到数万一平方了。 但当我向一位朋友谈论起这一“中国特色”时，他强烈反对，表示“这不能代表中国职场的情况”。这位友人就职于大连一家营利状况良好的国营事业单位。他27岁左右，属于骨干级员工，正苦恼于发展空间小，升职无望的“瓶颈期”。我跟他说：你可以跳槽啊。他说：我根本无槽可跳，没有选择。 他根本不是没有选择。中国就业市场除了国有企业、公务员、事业单位这些体制内的机构外，还有大量市场化、双向选择的外资机构与民营机构。后者意味着充分竞争、不稳定、福利待遇由市场决定。大连也有大量的市场化企业，当然也是他的就业选择。只是他连看也懒得看一眼。 我想起一位在央企做“国际贸易”的人对我描述的工作状态：每天四点就可以下班了。也会去和供应商应酬，但两家供应商也是央企，因此他们基本达成了和谐的约定：这担生意给A，下一担就给B。剩下来的无非就是面子上的需求：酒还是要喝，礼还是要送，生意反正一定会做。 在这样的环境中，苦恼于“发展空间小，升职无望”，就像儿女双全的杨澜抱怨“时间不够用”一样，是甜蜜的抱怨吧。不同的地方在于：杨澜意识到这是甜蜜的抱怨，而他们没有意识到。 中国职场有事业单位、央企、政府机构、半政府机构（如各种协会等）、民营企业、外企等多种生态，每一种不仅职业规律不同，甚至会影响到生活方式及个人性格塑造。这种情况恐怕是西方职业人很难领会的。我认识的一位做财经咨询的德国小伙子在被裁员后去了邮政局工作;化妆品公司做市场的一位法国小伙子后来在公立医院找了一份后勤工作。黑石集团的创始人后来成了报纸专栏作家，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一方面，中国职业人对不同生态圈之间的转换缺乏想象力，一方面，又对某些职业的发展过于有想象力。比如：教授乐于上电视，乐于成为大众明星。西方的教授通常对大众媒体十分谨慎，只愿意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混;作家乐于被官员追捧，如果哪个作品受到了市委书记或者中央领导的批示，便是作家诚惶诚恐的至高荣誉，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最近遇到位五十多岁的男作家，至今对当年市委书记登门拜访他的事实感动不已，同时对如今作家追求书的销量之类的行为痛心疾首。而西方作家热衷于嘲讽政客，若被政客吹捧，当然也会暗自欢喜，但会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提出，并希望你觉得他对这种“重视”很“轻视”。 基于如上种种不同，中国职场成为世界上最有话题性并最有趣的职场区，这对写职场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幸运。
